地點：高雄駁二正港小劇場
撰文：謝鎮逸（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窮劇場的《七種靜默》計劃改編自作家黃碧雲的小說《七宗罪》，繼《忿怒》、《饕餮》以後，第三宗犯下的罪行《懶惰》相隔四年之後再次重演。在劇中的資本城市底下所展示的勤奮、上進、墮落、糜爛等面貌，都濃縮於三位要角的身上：一名靠積極工作逃避病妻的高階中年經理、一名被職場與對愛的憧憬所耗盡自我的年輕秘書可喜，和一名期盼付出獲得回報卻最終走向毀滅的青年工讀生。在都市叢林中企圖生存的仨人，彷彿透過自己的性靈與肉體，為觀眾演繹了一段有關身體技術的社會圖景。
倘若從柏拉圖所提出的靈肉二元論來為劇中三個角色試析，暫且能將角色的慾望和對社會層級、情愛的認知取向命名「靈魂」，而行進中的「身體」，卻導致了惡和惰性。在二元論傳統中，身體基本上就處在一種被靈魂宰制的卑賤。當然，我們知道身體與靈魂的複雜性交織絕非二元對立如此單純。
在資本社會結構裡頭，越接近塔尖的那群人轉變速度趨近緩慢；越靠近底部的勞動生產階級卻流動得更迅速，變化強度也更為劇烈。經理以為自己在金字塔結構中越攀越高時，卻被規範的勞動和對青春肉體的迷戀畫地為牢；雖然住大房子，卻又不時轉移工作領域、甚至慰籍對象。秘書可喜不只是交換自己的身體予仰慕對象，本該洋溢綻放的自己也在階級機器的壓碾之下凋零。滿是衝勁與激情的工讀生，他那在都市中高速移動的身體，形同底下階層的快速流竄從而導向了謬誤，盜用公款、向可喜復仇式的炫富；在她面前自瀆的身體所爆發的衝動，正是對靈魂和諧理性的粗暴破壞。落得悲劇收場的工讀生，最終成為一具行屍走肉的「傳真人」，頹萎不振、倒地沉睡；跟社會脫鉤，放棄繼續求生般地苟活著。
在演後座談當中，飾演可喜的演員彭子玲非常得體的回應了觀眾對於角色設定的提問。她表示一切的愛從來不只是折衷於純粹主觀感性的感覺、感受，反倒是更具備了某種社會性的訴求。如同我們常常論及的「幸福」或「安全感」，其實都暗示了想在感情對象身上預設的社會角色，抑或經濟地位條件等。正如早期神學家奧古斯丁所言，世俗中的愛，皆產生於一種片刻而短暫的歡愉，是為一種及時的滿足而主宰。
既然靈魂都不免俗地夾雜入世的渴望，那身體想當然是更加社會性的，尤其當資本社會對身體進行了嚴格的管制和編碼。沉著內斂、不動聲色，制式化地工作與運動的經理，認為鍛煉好身體就能避免與病妻犯上共同命運。健身這一舉動本來就是資本社會上層的消遣活動，透過繳交健身中心會員費、購置健身器具等；日益壯大的胸肌與二頭肌，彷彿也在鞏固和堆砌自己可識別的外在身份。可喜因熱愛學習外語而極具動能（如主動報名參加語言班），後來卻日復一日被困在業績電話這麼一個被動的語音交換場域裡頭，只能透過聽筒接收無止境的問話和抱怨。然而，學習外語也暗示了資本社會中某種必要的競爭實力。從初入社會的私人秘書不畏虎、勾搭上高層經理，到頭來淪落變得沉默少話；面對工讀生的愛，再也懶於開口應答了。而工讀生日夜趕時換地工作，本以為透過高效勞動力就能換取更高的認同，殊不知無法得到回應的付出也將他的信心、意志給坍塌潰裂。尼采在《道德的譜系》中提到，無法再仰賴過去那些有秩序的、無意識的可靠動力來引導人們，就將被迫思想、推斷、划算、連接因果。但顯然的，工讀生面對一系列的失序，最終拋棄靈魂，並以肉身的徹底崩解來對抗可喜和資本社會的加害。這也印證了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認為的：色情（或慾望）正是人的秘密所在。色情本是身體的自然衝動，然而外部卻存在著一個理性的世俗世界，並將身體的自然衝動看作是動物世界的野蠻回歸。動物性構成對意識和理性的威脅，並可能摧毀穩定的自我和理性意識所建立的世俗世界。
三具身體所遭受到的懲罰，正是資本社會對主體意識的毒害。至於我們如何得知靈魂與身體的複雜性交織並非只是單純的二元論所演算出來的，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此有極精彩的描述。他認為今天的社會懲罰最終涉及的總是身體，即身體及其力量、它們的可利用性和可馴服性、對它們的安排和征服。而且，身體總是捲入政治領域當中，權力關係的直接干預和支配，為其標籤、給予訓練或折磨，並強迫身體完成某些任務、表現某些儀式和發出某些信號。故此，權力對身體有著絕對的改造能力。可喜和工讀生被迫除去衣物的裸露，除了象徵身份地位和自尊被剝奪以外，也在衣冠楚楚的高層經理之下拉開位階角斗的張力。
縱使仨人的身體暫時擺脫了壓制，卻沒有獲得激情洋溢的自我解放，反倒失足於舞台上的流沙般越陷越深。一切的勞作和追逐都形同消耗，在攀升的過程中磨滅殆盡，直至演變成徒勞無功的局面。
擺脫文本、回到劇場中檢視作品，簡練又生猛的劇場語言可說極具魅力，風格化的表演亦為導演非常強烈的創作特色。然而在領略了戲中多種抽象化的敘事以後，卻令人感到演員在角色扮演狀態中過多的無實物寫實表演感到稍微的「膩」。假設在探病、吃飯等重複性極高的場面處理能夠像性愛場面般那種高度意象化的方式般高明，相信更能打開更多觀眾對表演的想像。另，三位黑衣人歌隊作為輔助性的說書人角色，在戲中的表現也因發揮不足而顯得較為可惜。如果三位黑衣人的功能性遠不限於扮演職場同事或扮演角色的鏡相，或許能在舞台上化為乘法，把劇場魔力加倍放大。
燈光對於空間的切割和情景的模擬亦為人點頭讚許，舞台上滿地黃沙的意象同樣非常扣合劇中看似進步實則蒼涼空洞的荒漠。另外關於音樂音效的設計也令人大為驚艷，幾乎以機械性重複的電子樂為基底。躁動的音符和神經質的重複性節拍，非常符合三位要角的那種外表心安理得，骨子裡卻又紊亂不已的心境狀態，躍躍欲動卻又極度壓抑。整體而言，《懶惰》不失為一部水準之上的佳作。無論是文本的改寫、導演的巧思、演員的歷練、還有設計的加持，都進而推展出這麼一部成熟穩健的敘事體作品。